宋侃夫，1909年9月出生于江西萍乡。1922年随父到浙江，在杭州市立小学读书。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长期任电台报务员、处长、局长，对红军通信联络、电信建设、侦破敌军军事情报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总支部书记，延安大学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及江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务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中南局委员。1978年10月，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4月4日，在武汉逝世。
创建红四方面军电台
1931年初，中共中央调宋侃夫到中央特科无线电科学习报务和机务。这位工科大学生很快掌握了收发报技术，每分钟可以收发120至130个字。报务学习结束后，他又学习无线电工程原理和无线电机械装配。由于有电器知识，因此他学习比较省力，有些学习内容等于复习了一遍，英文版无线电手册他也能直接阅读。尽管如此，他学习仍相当认真，对无线电电器的装配、修理尤其专心致志，水平提高很快。不久，中央特科的陈寿昌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开办的电器商行买来一些原器件。宋侃夫等利用这些原器件装了一部收音机和一部发报机，最后装成了一部完整的电台。他们按照上级告知的呼号、波长、联络时间，与上海的一部秘密电台进行联络，初次联络即得到了回答，这使他们兴奋不已。
在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法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军警的森严罗网下坚持斗争，宋侃夫等人百倍警惕、谨慎。他们租住了西华德路的一间亭子间，住进后才发现房东是与巡捕房和国民党警察有勾结的大流氓。经过仔细考虑，他们决定利用这个关系掩护自己，有时出门故意把房门钥匙交给房东太太，还经常给房东的小孩带些糖果，就这样成功地隐蔽了自己。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上海形势异常紧张。9月，宋侃夫和同事徐以新奉命去鄂豫皖苏区。离沪前，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乐少华告以鄂豫皖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江西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湘鄂赣苏区通报的4个密码电台的呼号、波长和联络时间。这些密码的编制没有现成的本子，宋侃夫只用了两三天时间就熟记了其中的3个密码本，徐以新熟记了一个。他们牢记着这些密码，肩负党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1年11月，宋侃夫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蔡威、王子纲、徐以新等人一起投入了创建电台的艰苦工作中。当时，红四方面军组建未久，电信工作几乎一片空白。宋侃夫、蔡威等人将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电台和无线电器材仔细清理后，发现连一部完整的电台也凑不齐。没有电台，无线电通信工作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宋侃夫被暂时分配到军委会参谋部，负责分管谍报和机要，同时还负责编印军委出版的油印小报《军事通讯》。宋侃夫没有忘记作为一个通信战士的神圣职责。他担负起了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一、第二期特种兵训练班无线电专科的教学任务，主讲英语课，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的创建储备了人才。他还和蔡威一起从部队不断缴获的破旧发电机、收发报机中仔细挑选出可用的零件，为创建电台作准备。1931年12月，黄安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缴获了一部较完整的电台，并俘虏了2名报务员、1名机务员。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商(城)潢（川）战役中又缴获了张钫部的一部电台。为保证电台安全、完整地转运到后方，宋侃夫骑马赶到前线指挥部去接收，得到了徐向前总指挥的热情接待。徐向前叮嘱宋侃夫仔细检查电台，看是否还缺什么，临行前又让人挑选了两匹好马，送给宋侃夫和蔡威。
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在河南省新集 (今新县县城)南门外钟家饭的一间简陋小屋中诞生了。宋侃夫任电台负责人，兼管译电。他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电台旁，一面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一面呼叫上海中共中央和周围邻近的革命根据地，很快就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络。他们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报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建制情况。以后，陆续收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发来的一些政策性文件，例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对待地主富农政策、城市政策等等，这些文件对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由于电台功率和天线高度等技术条件的限制，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一直未能沟通，只能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电台转发电报。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苏家埠战役的重大胜利。这次战役缴获了4部电台和大批无线电器材。这推动红四方面军电台扩建成两个台，并与中共中央电台接上了信号。宋侃夫担任一台台长，随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军委会行动。面对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青年学员不能独立工作等诸多困难，宋侃夫身兼数职，日夜守候在电台旁，一面随时保持与中共中央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联络，一面监听国民党电台广播，为方面军首长提供敌情情报。
1932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于10月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由于电台器材庞杂、沉重，行军作战格外艰难。宋侃夫带领电台全体同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带着庞大沉重的电台设备翻越重重大山，跨过道道江河，千方百计保护电台不受损伤。西进途中，部队缺衣少食，甚至连食盐都没有，还要顶风冒雪行军作战，环境异常艰险。有好几次，由于找不到房子，宋侃夫只好把电台架在野外工作，国民党军的子弹“嗖、嗖”地从工作台面上掠过，宋侃夫镇定自若，从容操作。在他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电台转战鄂、豫、皖、陕、川5省，行程数千里，始终保持了电信联络的畅通，并跟随总部抵川北通江。
红四方面军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后，因为有了安全、稳定的环境，无线电通信工作发展很快。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在涪阳坝新建了第三台，同时成立了电务处，统一管理全方面军无线电通信、机要工作和干部训练。宋侃夫任电务处处长兼第三台台长，统管报务、机要、译电和行政工作。随后，红四方面军又相继建立了第四、第五两个电台，并开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无线电通信工作骨干。这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发展的全盛时期。
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显神威
宋侃夫于1932年2月开始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他与王子纲、蔡威密切合作，利用四川军阀的电台在报头、报尾用明码通信的弱点，通过侦听截取川军驻地、番号、主官姓名、行动方向和指挥系统等重要情报。宋侃夫常常把川军的往来电文全部抄收下来，然后再对照敌人部队的番号、驻地、主官姓名等有关资料，逐字逐句地加以分析，并根据川军电台通报用语中的蛛丝马迹，寻找其密码的内在规律。他先从简单的单个字码入手，联系手中已掌握的情况，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反复对照比较，一个字一个字地猜测、推敲，慢慢判读出一份电报，然后，根据字码与字的关系，经过深入侦听、追踪、对照、分析和点滴积累，逐步摸清了川军电台编制、排列密码的规律，最终排出了敌台的密码表。此后，四川军阀的无线电通信对于红军来说也就无密可保了。
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成果很快就在战斗中显示了威力。1933年2月，四川军阀田颂尧集中38个团的兵力，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三路围攻”。宋侃夫及时破译了敌军有关兵力部署、作战计划、主攻方向等情况的密电，报告方面军总指挥部，使红军对敌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为粉碎“三路围攻”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10月，刘湘纠合四川各地军阀，以110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向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六路围攻”。由于敌我双方投入兵力大，作战地域广，无线电通信保障工作和技术侦察工作的作用就显得格外突出。此时，宋侃夫领导三台在后方工作。三台连宋侃夫只有3个人，却不仅承担了与中革军委电台、方面军总部电台的通信联络工作，而且还担负了对敌军师、旅级以上数十部电台严密侦控的任务。宋侃夫带领大家架起了5台收信机，坚持全天值守。随着战斗日趋激烈，敌军电台的花招也越来越多，密码几乎一星期改一次，越改越乱，宋侃夫戏称之为“烂码”。有时敌军在传达进攻命令时突然改用新密码，上午下令，中午或下午就开始进攻。但这一切花招都没有难倒宋侃夫。他常常在很短时间内就破译了敌军改动后的新密码，使方面军耳聪目明，占尽先机，处处主动，最终以歼敌8万的辉煌战果彻底粉碎了“六路围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宋侃夫在与中央红军通报时发现中央红军处境十分艰难。由于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疯狂地围追堵截，迫使中央红军每天都要行军作战，它的电台无法停下来与各地红军联络，更无暇侦听周围敌军电台的通信。为让中央红军及时了解周围敌情，宋侃夫全力投入了破译敌军密码的工作。敌军密码编排复杂，宋侃夫和蔡威经过反复琢磨，终于破译成功。为了将所掌握的敌情及时通报给中央红军，宋侃夫率领电台工作人员，坚持全天守听，定时呼叫联络。只要中央红军停下宿营，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宋侃夫立即将有关敌军番号、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行动方向等情报予以通报。这些情报对中央红军在湘、贵、云、川地区摆脱敌军围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
浴血奋战河西走廊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此后不久，宋侃夫担任了新成立的红军总司令部三局局长，统一领导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全部电台(共计12个台)。宋侃夫十分注意做好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人员之间的团结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两个方面军各电台之间在人员、器材、通信破密技术和通信工作制度、工作作风等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使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局面焕然一新。
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宋侃夫在左路军中。一天，张国焘拿来一份反对北上、坚决要求南下的电报要宋侃夫拍发。电文还未发出，张国焘又匆匆跑来拿走了电报稿，并对宋侃夫说：“这个报不发了，朱老总要来。”后来，朱德果然来了。等朱德走后，张国焘又将电文送回来，并交待宋侃夫：“今后有电报，直接交给我，不送参谋长，也不要给别人，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张国焘这种反常的诡秘行为和专横跋扈的作风，自然引起了宋侃夫的疑虑和反感。后来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更引起了宋侃夫和电台许多同志的不满。
在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途中，朱德曾同宋侃夫进行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朱德回顾了红一、四方面军电台互相通报敌情、互相支持帮助的往事后，语重心长地对宋侃夫说：“天下红军是一家嘛!我们红军都是党的队伍，工人、农民的队伍。过去我们不分彼此，相互支援，现在也要不分彼此，团结一致，今后更要不分彼此，并肩战斗!我希望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永远在一起。将来也可能不在一个地方，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目标是一致的。红军都是一个思想、一个模式锻造出来的。”朱总司令这番话，坚定了宋侃夫维护党的团结和红军团结的信念。
宋侃夫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宋侃夫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进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尽管他视力不好，但仍然坚持在风雨交加、泥泞遍地的草地里行军跋涉，晚上宿营还不顾疲劳，顶风冒雨在电台值班。
10月，宋侃夫带着三局下辖的7部电台，随红三十军、红五军、红九军西渡黄河，准备执行中央部署的宁夏战役计划。11月10日以后，中央先后来电指示：因敌情变化，宁夏战役计划取消，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沿河西走廊西进，到甘北永昌一带建立根据地，并相机打通国际路线。由于西路军此时已远离根据地和主力红军，黄河渡口又完全被敌人封锁，无线电台就成了西路军唯一的通信联络工具。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及与下属各军之间的联络，都是通过无线电台进行的。11月的河西走廊已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宋侃夫率领电台的同志，身穿单薄的衣裤，带着沉重电台，在漫天风沙中艰难行军。部队缺衣少食，缺粮断水，还要时时与马家军骑兵作战，环境异常艰险。马家军大都是骑兵，机动性很强，而红军中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二局又未能随西路军过黄河，因此西路军对周围敌情了解得很少。为了尽快弄清周围敌情，以保障西进安全，陈昌浩、徐向前、李特先后两次找宋侃夫、王子纲谈话，要求他们马上把二局的情报工作搞起来。宋侃夫和王子纲已有一年多没搞无线电侦察工作了，而且，他们对马家军的军队编制、番号、驻地以及电台的编码规律、呼号、波长、频率等情况一无所知。尽管工作难度极大，宋侃夫、王子纲还是接受了任务。他们不分昼夜守候在电台旁，首先找到了功率最大、信号最强的兰州行署朱绍良的电台，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马步芳、马步青的电台，再以西北军孙蔚如在陕南时送给红军的一个密码底本为参考，逐步摸清了马家军编制密码的规律，基本上破译了马家军的密码。到11月下旬西路军进驻永昌时，宋侃夫、王子纲已基本上掌握了甘北地区马家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行动时间、武器装备等情况，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情报。
从1936年11月开始，西路军先后在古浪、山丹、永昌、高台和倪家营子等地与马家军展开激战，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在激战中，宋侃夫的右手指被炸伤。高台之战红五军董振堂军长的壮烈牺牲深深地教育了宋侃夫，他在自己的手枪中留下两颗子弹，随时作好牺牲准备，宁死不当俘虏。
1937年3月，弹尽粮绝的西路军被迫从倪家营子突围西进。突围时，宋侃夫的马丢失了，电台也被敌骑兵冲散，敌骑兵的马两次从他身上跨过。在其他同志帮助下，他才得以脱险。宋侃夫把剩下的4部电台集中起来，砍下敌人的电话线做成应急天线，又恢复了正常工作。这种顽强精神使敌军深受震慑，红军在侦听敌电台通报时，曾收到了敌军严令在俘虏中清查宋侃夫的电报。
3月12日至14日，西路军在梨园口、石窝又遭敌伏击，陈海松、孙玉清、郑义斋等红军高级指挥员先后牺牲。面对严峻形势，西北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会议，决定部队从祁连山西进，电台除留一部保持与中共中央联络外，其余一律砸掉。出席这个会议的宋侃夫回到电台，哽咽着向大家传达了会议决定，全体同志个个痛哭失声。宋侃夫命令大家挑选出最好的电台，留足备件，其余全部砸毁。红军进入祁连山后，狡猾的马家军深知红军密码破译工作的厉害，把密码全都改了。但宋侃夫凭着丰富的经验，仍能从敌电台呼叫声音的大小强弱来判断敌人距离的远近，是在运动还是在宿营，连敌人追击的大致方向也可以判断出来。根据这些情报，部队选择了安全的行军路线，终于甩开了敌人。
在祁连山中，西路军电台收到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来电：可走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已派人通过新疆关系接应你们。出祁连山后，部队攻安西未果，被敌穷追。宋侃夫向中央发出了西路军最后一份电报：敌情有变，安西未能攻克，准备突围西走星星峡。随后，部队突围到红柳园子，不幸又被敌骑兵赶上包围。激战中，宋侃夫的警卫员张厚先牺牲。为了不让电台落入敌手，宋侃夫砸掉了最后一部电台，然后手持两支短枪投入了战斗，左右开弓向敌人射击，最终冲出重围，进入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宋侃夫走了两天三夜，头发晕，口发苦，饥饿、干渴、疲劳都在煎熬着他。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他把密码本和两份留存的电报底稿都烧毁了。又经过几天顽强的生死挣扎，宋侃夫终于走出了沙漠，遇上了陈云、滕代远派出的救援西路军的汽车，被送到了星星峡，随后又于1937年5月8日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编入了新兵营干部队。1938年春节前，宋侃夫和部分西路军战士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
大牛时代配资-炒股的杠杆平台-正规实盘股票配资-在线股票配资查询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